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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》的读法

时间:2019-12-01  来源:未知  作者:江西教育研究中心

  【书榜访谈】

《资治通鉴》的读法

——访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作者张国刚

光明日报记者杜羽采访整理

  银杏叶落得满地金黄,清华园已入深秋。从西门到二校门,从大礼堂到老图书馆,一路上都有不少人在拍照。拍景,也拍人,把关于秋天的记忆凝固在照片里。

  “‘现在’转瞬即逝,成为‘过去’,‘未来’还没来。只有历史,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。”从文北楼的信箱里捧出了一大摞信件,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回到办公室,谈学,论史,聊他的新书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,不经意间提起,此时距离司马光出生,已有千年。

《资治通鉴》的读法

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 张国刚 著 中华书局

  光明书榜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《资治通鉴》的?这部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与2016年出版的《〈资治通鉴〉与家国兴衰》有什么不同?

  张国刚:《资治通鉴》这部书,我年轻时就念过。我的博士论文、硕士论文研究的都是隋唐史,那时读《通鉴》,主要是看隋唐五代的部分。但《通鉴》写史,从战国一直写到五代,书只读一半,总觉得不合适。十几年前,我在学校里开了“《资治通鉴》导读”课,这是一门面向全校学生的文化素质课,挺受欢迎。在备课的过程中,我读完了《资治通鉴》,有的内容还是反复读。六年前,这门课在清华大学的慕课平台“学堂在线”上线,线上听课的学生近十万人,选择认证学习的也有几万人。《〈资治通鉴〉与家国兴衰》是根据这门课的讲稿整理的,201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,入选了当年的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。

  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来自我在《月读》杂志连载的《〈资治通鉴〉讲座》。这个栏目每月一篇,从2014年到2019年,我连续写了6年。这些年,我不仅给清华的本科生讲《通鉴》,也给进修生讲,还在全国和海外的不少地方讲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对《通鉴》愈发熟悉,写起文章来就心里有底。

  两本书相比,《〈资治通鉴〉与家国兴衰》更通俗一些,因为最初是课堂讲稿,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的基础是文章,虽然也通俗,但相对严谨一些。两本书的内容有重叠,也有差异。除了这两本书,我还写了一本《〈资治通鉴〉与治世得失》,可以看作是《〈资治通鉴〉与家国兴衰》的姊妹篇,书稿也交给了中华书局,明年可以出版。

《资治通鉴》的读法

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手稿残卷(局部) 国家图书馆藏

  光明书榜:您这两本书虽然以《资治通鉴》为核心,但都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《资治通鉴》,也引用了不少其他文献中的史料,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?

  张国刚:《资治通鉴》编写于宋代,距离隋唐五代比较近,因此隋唐五代部分收进了一些其他史书中没有的文献,史料价值比较高,但它并没有囊括所有材料。

  隋唐之前,《通鉴》没太多独家材料,但是对史料有所取舍。比如,《通鉴》记载,赵简子在选择接班人时,给长子伯鲁、幼子无恤每人一支写着训诫之辞的竹简。三年后,伯鲁把竹简丢了,也忘了上面的话;无恤不仅熟记那些话,还从袖子里拿出了竹简。而《史记》记载,赵简子让几个儿子上山寻找“宝符”,其他人都没找到,只有无恤说“已得符矣”,因为他在山上发现“代可取也”(可以夺取代国)。这体现了无恤的政治才能,但《通鉴》没记。再比如,在讲商鞅变法时,我将其与古希腊的城邦改革进行比较,还涉及了外国的史料。我没把自己限制在《通鉴》这一部书中,而是希望广收不同材料,把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讲清楚。

  我们说《通鉴》重要,并不是说它处处重要。比如“臣光曰”的部分,也就是司马光的评论,就不像它的史料价值那么高。司马光距离我们已经一千年了,同样一件事,站在当时的立场上去看,他的评论可能是对的,今天可能就显得有些迂腐。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,只关心《通鉴》记载的历史事实就可以了,不需要对“臣光曰”投入太多精力。

  光明书榜:《资治通鉴》主要呈现的是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得失,古往今来有很多政治家爱读这部书。对于普通读者来说,《资治通鉴》的价值在哪里?

  张国刚:普通人的知识来源,除了亲身实践,主要来自阅读。面对世间万物,如果只根据我们有限的实践、眼耳所及作出判断,就太随机了、太狭小了。系统地读一些历史书,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。

  司马光不是一个很优秀的政治家,但他记载历史是认真的。他编写《资治通鉴》的动力主要有两点,一个是给君王提供借鉴,另一个是编纂一部客观可信、能传之万世的通史。“资治”与“实录”今天看起来是矛盾的,但在古代史学家那里其实是统一的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固然是写给帝王读的书,但帝王首先也是人,《资治通鉴》也有很多关于人生的经验:智伯虽然有很多优点,但是“不仁”,最终智家被灭;吴起到哪都能建功立业,但在哪都待不住,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在彰显个人价值的同时兼顾各方利益的问题。人生中处处都有类似的问题需要面对。

  元代学者胡三省说:“为人君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,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。为人臣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上无以事君,下无以治民。为人子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谋身必至于辱先,作事不足以垂后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不只是写给政治家读的,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。

  光明书榜:现在有不少业余爱好者参与历史写作,写得很热闹,但他们的学术基础让人不太放心。一些历史学者的通俗历史写作,有的为了通俗而不够深入,有的留有学术写作的痕迹,显得“不可爱”。有评论说,您的《〈资治通鉴〉与家国兴衰》标志着历史写作与历史阅读的转向。其实,您是近些年才开始系统阅读、写作《资治通鉴》的,为什么要“跨界”?

  张国刚:前面说过,我的硕士、博士阶段研究的都是隋唐史。1989年,我获得洪堡奖学金到德国留学,发现在德国评教授需要有两本书,一本是博士论文,一本是教授论文,两本书要涉及不同的领域。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,面广是很自然的事。现在,除了隋唐史,我还做海外汉学、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。

  年轻学者抓住一点做深入的研究,这是很好的。但如果资深年长一点,有了一定学术积累之后,可以跨界做点感兴趣的事。你已经有了比较宽的视野、比较长的经历,甚至可以指导研究生了,就应该充分发挥自己在宏观思考方面的长处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当然是一部比较宏观的书。我写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,认为普通人读史,可以主要抓三件事:认人、记事、悟道。认人,就是认识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;记事,就是要把历史事件的脉络搞清楚;悟道,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,也就是“启示”。现在编辑把书名定为“启示录”,只拎出了“悟道”这一方面,略嫌窄了一点。

  光明书榜:与纪传体的《史记》相比,编年体的《资治通鉴》阅读难度是比较大的,不容易入手。对于如何阅读《资治通鉴》,您有什么建议?

  张国刚:这可以分为几种情况。如果你对《资治通鉴》本身不感兴趣,只是想了解《资治通鉴》记载的那些历史知识,可以先读读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《纲鉴易知录》之类的书,把记载史实更翔实的《资治通鉴》放在后面读;要想了解《资治通鉴》的智慧、思想,还可以读王夫之的《读通鉴论》,也可以读我的书;如果是对《资治通鉴》这部书好奇,就必须读原著。

  读《资治通鉴》原著,我建议不要一下子从头读到尾,而是要先挑有兴趣的事读。比如,你对安史之乱感兴趣,就把别的线索先放一放,只读与安史之乱有关的内容。这样连贯地读下去,就形成了一部自己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了。南宋袁枢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在条目的设置上略嫌老套,他认为可以立目的,今天未必重要。

  社会大众读《资治通鉴》这样的书,不要有什么功利目的,就应该一本书、一杯茶,慢慢读。只有这样,才能读出它背后的东西来。

  标点本《资治通鉴》修订工程启动

  在司马光诞辰一千年之际,标点本《资治通鉴》修订工程日前在中华书局启动。修订工作由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团队承担。1956年出版的标点本《资治通鉴》,是新中国最早组织开展的大型古籍整理工作。此次修订,力图将其从“标点本”升级为“点校本”:原标点本重点是标点、断句,本次修订将选择善本作为底本,进行符合现代整理规范的全面校勘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19年11月30日?12版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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